二、加强我国档案行政监管的对策建议

第一，对于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党政机关，应按《机关档案管理规定》更新纳入年度报告制度的单位名录，加强对“档案行政监管”的监管，并借鉴重庆市经验，推动将机关档案工作纳入党政机关绩效考核。第二，可逐步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国有企业纳入年度报告制度进行监管。建议在修订《档案法实施办法》时，将档案年度报告制度的范围由机关扩展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第三，可采取推动建立档案服务企业行业协会、引导建立档案服务企业行业信用评价等方式，探索建立对档案服务企业的监管机制。第四，应加强对档案服务外包项目监理规范和档案服务外包工作标准的制度供给，以规范档案服务行业发展。

一是针对非国有企业档案工作的监管。一者，国家档案局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非国有企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清单或目录；二者，各级档案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新修订的档案法等，明确非国有企业档案工作监管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三者，可明确上市企业、互联网巨头企业、名优特企业、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涉密企业等，以突出监管重点。

二是针对企业境外档案工作的监管。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上境外政治、法律环境复杂化，加强企业境外档案工作监管尤显必要。档案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企业境内总部档案机构应加强对企业境外档案工作的监管，落实新修订的档案法和《关于加强驻外机构和境外企业档案工作的意见》《企业境外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

三是破产企业档案处置的监管。对于权属关系更加复杂的非国有企业破产，其档案究竟该如何处置，目前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国家档案局可总结《浙江省退出市场非国有企业档案处置指引（试行）》等地方制度经验，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制度供给。

四是针对档案出境活动的监管。近年来，在资本的驱动下，许多生产和管理大量数据的企业赴境外上市，档案、数据非法出境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加强对其监管十分必要。2021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要求规范企业档案出境和涉密信息管理。档案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海关等亟须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确保档案出境合法合规。

一方面，应大力推进跨领域跨层级联合执法。一是加强与保密、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等主管部门协同，强化对信息合理利用和安全保密监管。二是应推动与宣传部门、文旅部门的沟通协作，以加强对红色档案保管利用的督导。三是要继续完善与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司法部门的联合检查，党委巡视巡察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国资委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同，提升档案行政执法的权威与力度。四是可在设区市及所辖区县开展跨区域跨层级的联合执法检查。

另一方面，可探索将档案行政执法纳入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杭州市全面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2021年公布）提出，将无专业执法队伍的市档案局等16个部门的全部执法事项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由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等任务。这为加强新时期我国档案行政监管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一是以新修订的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档案检查工作办法》等宣贯为契机，抓住“关键少数”、强健“绝大多数”，夯实敢于、善于档案行政监管的基础。二是通过组织编写档案行政执法典型案例、举办档案行政监管专题学术会议等方式，强化档案行政监管理论和方法支撑。三是加强与编办、司法等相关部门沟通，合理充分调动档案馆的力量，探索建立档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队伍。如福建省委编办复函同意福建省档案局“吸收档案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较高且持有档案执法证的工作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

第一，在调查分析安徽、重庆等地局馆协作制度经验基础上，研究明确档案馆参与监管的具体事项和要求，以引导和保障在法治的轨道上开展档案行政监管改革探索。第二，可借鉴北京、安徽等地做法，建立局馆长联席会议制度、局馆处室协商制度、馆局领导联系局馆处室制度、借调档案馆人员等多元方式，发挥档案馆专业支撑作用。第三，尽快调整完善由档案局和综合档案馆“双牵头”的档案协作机制，探索建立档案与保密工作协作机制。

第一，要加快开发档案行政监管智能系统。各地应充分发挥党管档案工作体制优势，推动将档案行政监管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和项目建设，提升档案行政监管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比如，浙江省通过“浙政钉”探索了档案掌上执法，杭州市开发了“一体化档案智慧平台”，在辅助监管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二，积极推动档案行政监管融入“互联网+监管”系统。各级档案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大数据管理、市场监管等系统建设单位的沟通，推动将档案行政监管纳入“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为开展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监管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系国家档案局2020年科技项目“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档案行政监管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